4月3日中午12点半，2020届读书推荐活动第三季不负春光，准时相约。这次由历史教研组焦铸老师主讲，为同学们推荐了《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改变中国

——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对这位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和他背后的华盛顿政府极尽讽刺。毛讲：“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毛的文章惯常以小见大，他并非针对司徒雷登，而是把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扶蒋反共、干预内政的霸权政策的代表。以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地位，此文成了中国舆论对司徒雷登的盖棺定论，搞臭了司徒先生几十年。

像司徒雷登一样的外国人，在晚清民国时期，有成千上万。他们有的来中国为了传教，有的为了淘金，有的以社会活动家身份参与中国政治，有的径直做了中国的客卿，还有的则扮演者侵略者的形象。中国近代革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曾宣传、鼓动、甚至操纵民族主义情绪为革命服务。几十年来，在民族主义情绪和革命外交的影响下，晚晴民国一百年里，在华洋人的形象不仅没有清晰，反而更加模糊，越来越被当做一个整体，然后贴上了“侵略者”的标签。廓清历史，寻找真实的在华洋人形象，我们从史景迁的《改变中国——在中国的外国顾问》开始。

史景迁在2004-2005年度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毕业于温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与哈佛大学的孔飞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并称“汉学三杰”。

史景迁擅长明清史，尤其擅长人物研究。以人物切入，以小见大，折射整个中国社会。他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曹寅与康熙》《太平天国》《前朝梦忆》《王氏之死》《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等等。

在本书中，他从明末清初的南怀仁、汤若望一直讲到新中国初期的苏联专家团，横跨100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涉及多个领域和职业，试图探究这些来华的洋人们到底因何而来？有何成就？有何遭遇？并追问他们的为什么有此遭遇。

我们选取胡美医生的故事为例。义和团运动期间，有一名叫皮金的耶鲁学院的学生，在中国遭到斩首。皮金的一群校友，就打算做点事，让中国开化起来，以告慰皮金在天之灵。1902年，耶鲁海外传教会成立，成为雅礼计划的开始。他们的宗旨是“以耶鲁精神奉献力量，服侍上帝，以增加远东同胞的福祉。”耶鲁海外传教会选定了长沙为活动中心，并在1906年成立了“雅礼大学堂”，这就是今天的湖南名校——雅礼中学。

耶鲁传教团决定开办医院和医学院，为中国的医学教育奠基。他们找到了1897年毕业于耶鲁，后来取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的胡美。1905年，胡美到达中国，那年他29岁。恶补一年中文后，就前往长沙投入工作。1906年，雅礼诊所开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建立。胡美欣喜若狂，他给美国的雅礼协会写信说“机会来了，1911年的叛乱为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敞开大门。这意味着这个国家从此将由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类领导……他们将以无比的热情来拥抱西方人的无私奉献，接纳西方人理想的性格、教育，以及在各方面提供的建设协助”然而现实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1912年，胡美力排众议，促成了传教团与长沙市民委员会的合作，1913年湘雅医院和医学院创办。这就是今天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然而，正当胡美的事业步步上升的时候，1924年，北伐战争爆发。大革命喊出来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民族主义情绪在全国范围内引爆。湖南的反洋教、反洋人情绪愈加高涨，最终引发了雅礼中学师生与本地人的冲突。胡美认识到“中国人已不再对‘入侵者’卑躬屈膝，而无论他们所来为何”。他认为，要想在中国继续工作下去，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要“更像中国人，更有效效率，更富基督色彩”。可是，在大时代的变迁里，小人物总是命运多舛。1927年1月，北伐战祸烧到长江两岸，长沙成为了“左翼”的大本营，美国使领馆下令，在湘美籍侨民立刻撤离。胡美一家人，挤在一趟军列的行李车厢的邮包中离开长沙的。

胡美在华期间，致力于教育与医疗，尽力做到无涉政治，保持“基督”慈父一视同仁地怜悯万民的姿态和理想，医治肉体、开化心灵。实际上，就算胡美们有意识地保持中立，可是“只要西方列强对中国事务这么有影响力，西方人便谈不上真正的保持中立”。正如晚清40年里，在华最具影响力的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思考自身命运时候所说：“中国人历经两千年来的驯化，热血早已冷却，不过我认为这些日子以来的绝望，会使热血以最狂暴的方式沸腾，届时我们这些洋人都会被赶出北京”。赫德是有预见性的，当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中国革命全面爆发，并取得胜利时，他们这些乘着“欧风美雨”而来，身后是“船坚炮利”的祖国的洋人，无论多么热爱中国这块土地、无论在这里投入多少精力、改变中国还是被中国所改变，他们都必须离开。胡美如此、赫德如此、司徒雷登亦如此。

这些“洋大人”来了，又走了，这一来一走，就是中国的100年，而这100年里他们带来了现代教育制度、带来了现代医学体系、带来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银行、现代金融、带来了市场经济、带来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带来了鸦片、屠杀、掠夺。今天，重新考察那历史中的那群人时，首先，不要用“洋人”的集体性掩盖个体性，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其次，我们要重新审视宗教情怀咋西方文明扩展中的意义；最后，我们要特别关注个体命运在大时代里的沉浮。

文图/焦铸